疫情后提振经济,重在以“新基建”完善升级原有城市基础设施
本文作者:王鹏/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智慧城市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关于加快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和“新基建”的声音层出不穷。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然而,其后各界对“新基建”的解读中,普遍将新老基建视为对立事物,做非此即彼的解读。这是对“新基建”的习惯性误解。
2017年5月,鄂尔多斯至山西忻州偏关县途中,S40省道边,大货司机加水补胎的休息站。背后是在建的交通基础设施。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一、新老基建并非替代关系
《瞭望》杂志在其《“新基建” 带来新机会》一文中指出:“新基建”主要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中央电视台进一步明确了“新基建”主要包含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
从各种公开数据看,新基建的总量及其在整个基建投资中比例并不很大。
中泰证券统计了近几年新增地方专项债投向。2020年新增的9000多亿专项债中,投入量最大的3项,分别为园区建设、交通运输及城市建设,其中包括轨道、产业园、新能源等在内的广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约2400亿,而交通运输、农林水等传统基建项目总投入则接近5000亿。
根据国泰君安的分析,政府基建投资中尚未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统计。但从PPP细分项目中可见,目前存量PPP项目总投资规模大概17.6万亿元,其中“铁公基”是大头,约7.1万亿元,占比接近41%。第二位是房地产、土储相关,约3.4万亿,占比20%左右。而“数字基建”占比仅0.5%,规模不足1000亿元。“广义新基建”项目,如轨道交通、园区开发、垃圾发电等,在PPP项目库中大约2.6万亿,占比14.7%左右。两者加总,大概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
由此可见,本轮“新基建”投资,与“铁公基”不是直接替代的关系,二者是互相融合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等传统基础设施仍是提振经济复苏的主角。
2017年5月,鄂尔多斯在建的楼盘。
二、“新基建”的核心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提升和改造
以往,在城市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促进了城市高速扩张,客观上也刺激了房地产行业非理性发展。不可否认,我国过去40年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策略。
随着城镇化率超过50%,城镇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城镇化率增速下降,中国大城市陆续进入存量甚至减量发展阶段,新城新区建设越发受到严格限制。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也从空间增长和生产效率,转变到存量空间的持续优化和精细化运营管理上。
与此同时,信息与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如同当年城市形态和规划体系方法被下水道、汽车、高速公路、电梯所深刻改变,人工智能、物联网、5G、无人驾驶等新技术,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整个社会和经济运行模式,并对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分别支撑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为特征的历次产业革命。而新一轮产业革命,将由新型基础设施支撑,实现数字化、网络和和智能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
城市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也会发生巨大变化。看起来,主体仍不外乎“铁公基”,但目标不再是解决城市的基础保障问题。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基础设施需要全面改造升级:一方面,解决此前包括安全性、可持续性、均衡性在内的短板;另一方面,为城市和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打下新的基础。
首先,高铁、航空、高等级公路网络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系统不再追求织成均质网络,保证基本出行和物流,而是通过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重点提升重点城镇群内部的城际联系,以及城镇群之间的高效连接。
第二,在几十年的快速城镇化之后,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基本已达到或超过其设计寿命,而普遍的超负荷运转,会大幅降低基础设施的实际寿命。倘若不做针对性的工作,可以预计,关于基础设施的事故未来将越发频繁和严重,比如道路桥梁的塌陷断裂、各种管网的爆炸泄露,将是城市最重大的安全风险之一。对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全面改造已迫在眉睫。泛泛说钢筋水泥等传统基建已全面过剩并不准确。
第三,5G、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兴的信息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庞大的产业。理想状态下,其建成后会为更多产业和应用提供基础环境和条件,进一步衍生更多产业和企业。但现实中,这些狭义的“新基建”,大多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生态,很长时间内还是以投入为主。因此,不能采用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逻辑进行“大水漫灌”,大幅超前建设5G和数据中心,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
新基建的核心,是在存量提升阶段,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提升和改造,本质上起到中介和助推作用,借以帮助城市和产业尽快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2017年5月,陕西汉中宁强,在人行天桥上望见路口一角。
三、被忽略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这里说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规划里相对狭义的工程性设施概念,主要包括能源、给排水、通信等系统,道路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其中最广泛最大量的,是各种城市管网系统。其投资和维护成本巨大,全国每年有数万亿市场,且关系城市的安全高效运行,但大都处于极其低效的人工管理阶段。可以说,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逻辑,定义了城市运营和管理的基本模式和水平,但因深埋地下,往往被人忽略。
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强势进入城市智能化改造领域,并纷纷提出“云”和“城市大脑”,以此作为城市新的基础设施。这并没有错。但我们城市更大的问题是,“肢体”和“感官”还不健全,只有“大脑”无法建立真正的智能。所以说,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才是新城市基础设施的关键。
中国包括大城市在内,以供排水网络为代表的物质流管网技术水平,还停留在中世纪。既有管线位置和拓扑结构难以探测和维护;管网损耗和泄漏、污染、爆炸、灾损等风险巨大,维护成本高,第一代城市管网需要大规模改造;地下环境导致管内状态数据难以监测和传输,目前基本是借用工业仪表的思路和产品感知干管节点压力、流量、流速、水质、破损、堵塞等;数据有线传输为主,成本巨大,数据的质量、密度、频度,都难以达到自动控制的需要。这些也导致近年来大城市重大基础设施事故频发,对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价格昂贵的基础设施综合管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除个别工程条件良好且有特殊需求的路段外,要全面普及还不大可能。
近年来,低功耗物联网(LPWAN)、分布式光纤传感器(DFS)和微机电传感器(MEMS)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以极低的成本,广泛部署分布式传感器,实现新的基础设施运营逻辑。在通过CIM平台维护完整的管线拓扑结构的前提下,以大量无线小型分布式传感器和边缘计算节点将整个基础设施网络变成一套新的ICT基础设施。加上实时无线远传的末端计量仪表,配合新型管内巡线工具,理论上,可以实现一个全息的数字孪生系统。基于人工智能建模的全网动态平衡调度算法,可以毫秒级控制各种设备进行调节;对各种管道损伤和内部异常,可以精准定位和及时干预。这些数据,不但有助于管网本身的精确控制,也描述了整个城市的实时运行状态。
以笔者参与的某大型ICT企业的智能热力管道研发为例。我们选择了在地埋管道中缠绕分布式光纤传感器和埋入MEMS传感器,并引入无线供电和传输等技术,通过对传统地下管道的低成本适度改造,实现了整个地下管网全面覆盖的温、压、流和泄露等故障的感知,可大大降低管网风险,并节约大量城市能源。这种方式相当于在地下再造一个通讯网和传感网,大大扩展了人们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把控能力。当然,类似产品的普及和替换现有设施,需要漫长的过程和强力的政企协同。但类似思路适用于整个城市建成环境和基础设施体系的全面物联化改造和新型城市感知网的全面建设,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作为未来城市数据的最大高频流量入口之一,城市智能管道也是5G和城市数据中心需求的重要来源。而智能城市基础设施管网,只是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的一个典型案例,长期被忽略的领域还有很多。没有这些传统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不但城市无法承载更高级的功能和产业,5G、数据中心等所谓“新基建”也无用武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老基建”。所有基础设施都面临着运用ICT技术进行智能化改造的需求,都可以成为数据驱动的“新基建”。而相对于市场化的5G、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才是政府最该大量投入资金改造升级、拉动内需的领域。
总之,可以预见,疫情过后,基础设施建设将引发新一轮增长,以扩大基建规模稳定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但类似“四万亿”的单纯政府资源投入已不可能复制。以上,“新基建”和“铁公基”的建设不可偏废,尤其是,针对“新基建”的大规模投资应十分谨慎,避免浪费和过剩;应正确理解新老基建的关系,在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中,广泛使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使传统基建具备智能属性,以充分利用5G和数据中心等新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能力;尤其关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物联改造,开启新的产业方向,根本上改变城市的运营管理模式。
已有城市发布了相应政策。3月9日,重庆市住建委发布关于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物联网建设的指导意见。根据意见内容:到2025年,重庆市城市基础设施物联网标准体系基本建成,物联网在城市排水、城市路网、公共停车场、城市管网、市政消火栓、海绵城市、综合管廊、黑臭水体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CIM平台上线运行并在整合利用物联网数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意见还确定了物联网+智慧排水、物联网+智慧路网、物联网+智慧停车、物联网+智慧管网、物联网+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等近期五大重点推进工作。笔者认为,这是务实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及时政策。